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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中国人为什么总喜欢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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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为什么总喜欢插队?

文 风青杨

 

5日下午,多名现场网友发微博称,在上海虹桥机场,因一名中年男子在值机柜台插队,陈冠希一怒之下把中年男子身份证扔在地上,双方吵了起来,并发生肢体冲突。网友发布的多张照片及视频显示,似插队的中年男子揪住陈冠希的衣领,陈冠希光着左脚。这期间,陈冠希并未还手,但也生气的多次口头抗议。

 

自艳照门之后,陈冠希一直是不少网友茶余饭后的调侃对像,但出乎意料的是,这一次很多网友都非常支持陈冠希阻止他人插队。不少网友为陈冠希鸣不平:“这次支持陈冠希,我也很讨厌插队的,没素质还学人报警!”“最烦插队的人,好像别人都不忙似的,如果真的很急,也要事先跟前面的人沟通好啊。”

 

中国人为什么不喜欢排队?因为在中国,排队更多意味管制约束,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不能干等,抢不到就饿肚子,所以做什么都要争、要抢!中国人似乎总在赶时间。最爱“快进”,狂点“刷新”。评论,要抢“沙发”。寄信,最好是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最好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磁悬浮。坐飞机,最好是直航。做事,最好是名利双收。创业,最好是一夜暴富。结婚,最好有现房现车。排队,最好能插队。

 

日本有媒体曾刊出一篇文章称,中国人上厕所时没有按先后秩序排队等候的习惯,这从他们开车中可见一斑。中国人在道路上行驶欲变更车道时,往往争先恐后,生怕落在别的车后面。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中国,人们抱有这样的观点:稍一落后就可能导致失败。因此,许多人在行车时只要有空隙就会迅速变换车道。看来,中国人普遍养成排队习惯尚需时日。

 

其实一个社会的成员是否善于排队,在于这个社会对公正的看法。如果你从小到大不断听人灌输排队的必要,但在现实生活里面却发现很多人不用排队就能拿到你想要的东西,你还会心甘情愿地老实排队吗?如果不去“跑官”就得不到提拔,不去“操作”就得不到项目和生意,谁还会去排队呢?如果不按规则做事,就处处碰壁,按规则做事则处处顺利,那么,谁还能不去排队呢?特别是在中国,排队就意味着是能力有限,没本事的表现,所以人们不喜欢排队,喜欢加塞儿、活动关系,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从侧面证明自己。 

 

是啊,放眼我们身边,生孩子要着急,纷纷剖腹产;办事急,小事想插队,大事走后门;旅游急,上车睡觉,下车拍照,一天五六个景点跑;沟通急,走路吃饭开车随时玩手机……从急着生孩子,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到拼命急着成家立业、繁衍后代,再到为了早点看上病托熟人,人们始终笼罩在一片急切的气氛中。

 

再比如,在追求财富方面,多少人希望一夜暴富,企业主疏于实业的经营,而投身“来钱快”的房地产等行业;职员轻视主业,不是通过踏实工作,而是把大量精力放在炒房、炒股上,希望快速积累财富;很多企业不关心产品和技术开发,而一味抄袭、山寨;不少演员模特,为成功而甘被潜规则;女博士后为了取得北京户口和留在北京工作的机会,不惜投怀送抱,与编译局局长开房17次;企业投标不凭实力,而靠走后门、拉关系……捷径心态让人们失去耐心,变得急功近利、心态浮躁。

 

在这个时代,人人都在飞奔。小孩一生下来,就喂养特级牛奶,牙牙学语就送美语班,刚上幼儿园就学奥数,到小学似已阅尽天下沧桑——人生呢,却还只在起步阶段。一方面,我们为利益奔忙,很难慢下来静心思考。另一方面,我们总想领先一步,片面强调成功和个人利益,不怕把成功建立在无辜者的肉身上。所以市面上各种“职场小说”和琳琅“宫斗剧”非常火爆,它们把社会宣扬成一个“杀戮战场”。在这个恶世界里似只有勾心斗角才能赢,只有比恶人更坏才能活得滋润。这让插队思想深植于国人心中。

 

很多人痛恨腐败时,但却从来不曾想到,这腐败就是因为你贪图一时的便利,走后门插队造成的?就是因为有插队的存在,才纵容了特权的存在。想一想,如在超市里排队买东西,一个收银员一个一个地算,他们也无从选择,但是如果顾客都不排队而选择一哄而上,面对各种各样的要求,收银员当然有选择的机会了,他会先给谁收呢?这当然要分远近亲疏,久而久之,收银员的态度是不是会变得霸气起来,对顾客爱理不理的?排队是顾客们的选择,但因为先有一小撮顾客插队,从而把选择权交给了收银员。这就像我们接受政府的服务,如果采用排队的规矩,大约政府也没机会腐败,但现在因为社会中有大量的不守规矩的插队者,政府部门想不腐败都难。

 

中国人以不排队“知名”,英国人却以排队闻名,英国人是欧洲最善于排队的民族,英国人对秩序有着迫切的渴望,由于排队能够公平分配时间而且可以避免乱糟糟的环境,因此在英国人看来,排队是公平的,是处理解决不必要竞争的合理途径。另外一组队伍简直象征着一个理想的社会,能让队伍中每一个人都明确各自的位置。以小见大才发现,其实发达国家的月亮不比中国的圆,但人家的队确实比我们排得好。

 


风青杨:中国人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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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

文 风青杨

 

老父亲说,村里已五六年没人考上本科了,以前每年还有一两个呢。“出身越底层,上的学校越差,找的工作越差”的“下沉螺旋”现象甚至出现。一个倚重家世背景、人脉关系等社会资本,而排斥教育、知识、创新等文化资本的社会,一定不会是一个充满活力、大有希望的社会。(人民日报)

 

微博上曾经有个非常火的段子,曾引发了无数年轻人的热议。“如今,熟练砖瓦工一个月10000,木工一个月8000,按摩师一个月7000,保姆一个月6000,一般技术蓝领4000起。而大学毕业生出来2500,名校毕业干五年4000,博士找不到工作,海归有工作经验要求月薪5000被拒,邮电高校毕业进运营商摆摊且五年不涨工资…的确,知识改变命运啊!”

 

这让我想起《中国青年报》曾经有篇报道,说的是9年前,陕西农民韩培印的儿子考上大学,这个儿子简直成了他最大的骄傲。为了凑学费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到西安打工。当儿子大学毕业之后,老韩却发现,他的工资尚不如中学毕业出外打工的姐姐,甚至还比不上当农民工的自己。儿子进城读大学后给农民老韩带来的,只有难以偿还的债务和村里人嘲笑的目光。这让老韩彻底改变了以往“我儿子是村里第一个大学生”的骄傲,取而代之的是“我看读书是没用”的悲观失望。

 

如今的扩招使得大学教育从精英化转为大众化,大学文凭贬值。每次毕业招聘会人山人海,大学生就业率一年不如一年,甚至有些大学毕业生的工作待遇还不如农民工。一个农民的孩子也许上了大学,找工作时却需要靠关系。大学毕业即失业,将你的档案和户口转回原籍,原来是农民现在依然是农民!甚至比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农民子弟还要可怜,他不仅付出了四年的机会成本,打道回府后,村里人肯定还会指指点点、嗤之以鼻——瞧,我们的大学生又回来了!

 

曾有一位研究生网友就此发表过一个帖子:“随着后来大学生就业愈加困难,村民对大学生的印象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变化,我们由原来别人羡慕的对象变成了别人敬而远之甚至是鄙夷的对象!其实村民的变化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四年大学我们花了家里那么多的钱,把原来还算可以的家庭变得一贫如洗。更要命的是,毕业后还没有好工作,甚至毕业就失业,在他们看来还不如高中毕业后就出去打工……”

 

越来越多的例子也在不断印证,“知识改变命运”似乎只是个美丽的误会。2009年11月26日,研究生杨元元自杀身亡。她的信念是“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可是她奋斗多年学到了许多知识,名牌大学也毕业了,研究生也考上了,到了可以改变人生的时候了,但却没有任何起色,但却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不仅养不好家人与自己、解决不了面对的种种人生难题,反而越来越糟──“都说知识改变命运,为什么我学了那么多知识,也没见有什么改变?”此一问的背后是:活着又有何益呢?自杀成了她可悲的选择。

 

2004年,麦子一篇文章《我奋斗了18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引起了多少共鸣,一个农家子弟经过18年的奋斗,才取得和城市同龄人平起平坐的权利。如今,不少农村地区的家庭不再以有大学生为荣耀,好些家庭都陷入“不读书永远穷、一读书马上穷”的悖论中。而“知识改变命运”曾经振奋无数寒门学子的口号如今似乎已成为一种奢望。与此同时,社会中曾流行的“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也正悄然演变成“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在这样的背景下,“干吗上大学?”既是一个真实的问题,也是一个让无数家长和学子百般纠结的话题。

 

中国银监会甘肃监管局局长王晓光出于个人关注曾对会宁教育做过一项调查,结果显示:80%的农户供过或正在供孩子上大学,而其中又有八成家庭负债达5万-8万元。即使通过东拼西凑,借钱或者贷款完成了四年的学业,可是对于现在一毕业就失业的社会来讲,把所有的一切全搭进去都不能保证孩子大学毕业后能有一份工作拿工资回馈一下早已频临倒塌的家庭。所以,上大学对于农村的家庭来讲是一朵悬崖扛的花朵,等自己费尽全身力气到达伸手可以触到的花朵时,发现花儿早已凋谢。

 

许多家庭长期举债,供养孩子上高中、上大学,最后换来的却是“透心凉”,多年投资血本无归。让学生和家长感觉“教育本来是改变命运的最好通道,可现在却似乎成了返贫的催化剂。”近年来,以大学扩招为主要标志的教育产业化所催生的高学费和低就业,像两只无形的大手,夹击着原已出路狭窄的农民。他们不仅要背负沉重的学费,更“可怕”的是,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原先想象中“只要孩子们大学毕业日子就能好起来”的愿望也瞬间破灭。

 

那些经历了十二年“寒窗”苦读的一批莘莘学子揣梦想走进大学殿堂,但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也明白,梦想与现实的天堑不是用十多年的苦读就能勾连的,人脉和社会地位往往是通往“成功之路”的桥梁。当下真正能够改变人们命运的选拔机制,比如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录用和国营企业招聘等等,都分散在社会各个领域,处于一种不完全透明的状态。这直接导致了更多人认同“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

 

用现实的语境来看,“知识改变命运”就好比古代的“仁义道德”,是一个禁锢平民百姓或无权无势人头上的一个思想枷锁,当你沿着这条设定的道路一直前行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改变的不是自己的命运,更多的是权贵者的命运,你依然脱不了成为工具的命运。还是英国人培根讲的好“知识就是力量”,这个论点无法推翻。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学到了真正的知识,就能够获得力量。当力量积聚到一定的程度后,就会发生质变,就可以改变原有一切。只是我们要不断追问:真正的知识在哪里……

 

风青杨:美国华裔警察告诉你什么叫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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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国民待遇”?

风青杨  文  

4日,美国华裔警察刘文建的葬礼在布鲁克林举行。纽约市4万名警察,3万名出席。全美各地数千警察到场。各族裔不同肤色市民自发前来致敬。纽约市长、州长、警察总长讲话,连副总统也来了。刘父用台山话讲话,妻子、表弟讲话。市民和警察挤满数条大街。纽约市将命名“刘文建路”,纪念这位32岁新婚台山籍殉职侦探。(微天下)

 

刘文建,广东台山人,刘文健和拉莫斯去年年底在一辆巡逻车内遭黑人男子伊斯马艾伊·布林斯利近距离枪杀,凶手随后自杀身亡。为一个华裔警察送行,地上摩托车长龙开道,天上直升机编队盘旋,狙击手楼顶戒备。美国总统发来唁电,副总统出席拉莫斯葬礼。纽约市四分之三警察参加葬礼。警民混合数万人站立致哀。难怪有网友看到后感叹:一个中国人在移民国家获得这样的类似国葬的尊重,恐怕也只有美国了。 

 

过去的2014年是灾难频繁的一年,却总有一些事在灾难发生后如此温暖人心。当马航失事客机首批荷兰籍遇难者运抵荷兰时,荷兰人同样以庄严的仪式迎接MH17遇难者回国,荷兰国王、王后、首相等领导人和普通民众都前往机场迎接,并宣布23日为全国哀悼日。除此之外:一、每一具棺木都由六位或八位士兵抬灵;二、王后玛克西马不能自已,数次拭泪;三、阿姆斯特丹机场,人们沉痛默哀;四、所有遇难者国家的旗帜都降下半旗;五、高速公路上车辆全部停下,鸣笛致哀。

 

这一幕幕总让我们感觉似曾相识,却又无可奈何。美国、荷兰——这样的国家让人肃然起敬!因为我们能感受得到文明世界对生命的敬重,对逝者的追思,对亲属的安抚,无论你来自何方,无论种族信仰国籍,一律平等相待!对比凌晨在纽约进行的刘文建葬礼和前几天国内哈尔滨火灾牺牲的消防员的抚恤,就是对人性尊重的差别。

 

在国外为了寻找一个失踪的士兵和一具遗骸,他们可以不惜一切财力和武力,在局部地区或在国际上发动一场战争。因为他们太看重生命。著名作家王安忆说:“每每看到美国政府为了一个战死在异国的士兵遗骸斤斤计较寸步不让时,一种莫名的感动自心底涌起。每每看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如草芥和数字时,一种无以言状的悲凉直达心底。在我们几千年历史里,你检测不出丝毫的关于人的概念,人的权利,人的尊严。没有人在意我们的生死,包括我们自己。.”

  

美国人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战死者的统计都是到个位。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上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纪念碑上镌刻着每一个死难者的名字。有的人原先统计在失踪人员中,几十年后找到遗骸,又补刻到纪念碑上。尽管有些美国人不认可这两场战争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正义性,但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对于普通士兵和军官来说,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为国捐躯,每一个逝去的生命都应该受到尊重。如此对生命的敬畏,无论是贫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在死亡面前一律平等,生命的价值体现的淋漓尽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谁能不爱?

 

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文明,可以从该国政府如何对待国内公民的态度上看得出来。记得作家周国平曾说过:“我们判断一个社会是好的社会还是坏的社会,用什么标准去判断呢?我觉得一个最起码的标准,其实也是最高的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尊重生命的权利,是不是保护生命的权利。在一个好的社会里,每个人、绝大多数人的生命权利是有保障的,人人都有权利去争取自己的幸福,去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什么样的社会是这样的好社会呢?”

 

也许,一个真正尊重和爱护他的国民的国家,爱国将不只是义务和道德,而会是发自内心真实的情感。因为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每一个人在这个国家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言而喻,每个人的生命权都必须得到国家的切实保护和尊重。只有每一个公民活得有尊严,这个国家才有尊严;只有每一个死者生命都得到同样的尊重,这个国家才有可能被所有人尊重。也许美国人让我们见证的不仅仅只是国家对生命的尊重,还有什么叫“国民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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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中国的“假和尚”为什么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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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假和尚”为什么这么多?

文 风青杨

 

近日,针对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的举报在网上持续流传。浙江温州一位佛教界的达人也被举报了。举报者,是他的准儿媳妇。“他虽然14岁出家,但有妻子名林银香,爱吃牛肉不爱吃菜,出门专车路虎揽胜,或者奥迪A8,出入五星级宾馆,冬虫夏草泡茶……”在官方下文确认其并无僧人身份之后,这位佛教界达人不得不辞去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的官方职务。然而,他还继续担任着两个寺的住持。而形形色色的“假和尚”,远不止他一个。(7月30日南方周末)

 

看到这条新闻,让人想起了前两年微博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前不久和一帮人吃饭,饭桌上一位朋友是庙里的主持,37岁,高中毕业就出来做和尚,现在发大财了,2个孩子在老家读书,开着60多万的宝马车,上海徐家汇还有2套房子。他说老家是和尚村,年轻人高中一毕业就去做和尚,他一年的收入在50万左右,春节期间是“最来钱”的。好工作啊!”当时以为是段子,没想到现实比段子更精彩。

 

在中国,几乎每个有名的景区都有寺庙。寺庙仿佛变成了当地政府的摇钱树。所以,即使原来本没有的,后来也要造一个。有人说,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也有人说现在佛不像佛,成了“招财佛”;僧不像僧,成了假和尚;庙不像庙,成了收敛钱财的交易所。

 

如今中国的寺庙,只要稍微有点名气,还有哪个寺是不收门票的?而且不仅收门票,庙里的“高消费”服务项目还很多。比如,烧香要买香,撞钟要花钱,求签要钱,解签也要钱等等。只要你有大把钱,寺庙就可以提供各种规格的服务,烧头香、敲头钟、办各种价格的水陆道场等等。

 

一般游客到庙里,寺里的和尚就会劝你烧个高香,但外面的香是不得带入,据说不干净。等你烧完了才发现要几百元,甚至还不能讲价,因为讲价就表明“心不诚”。香客大多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得了。在寺内请一炷香,最低200,最高10万!你不用咂舌,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也许是四川峨眉山的宝光寺:头柱香拍卖,成交价99万!也不用担心自己没带足够的现金,因为和尚会拿出POSS机,让你刷卡。

 

接下来,和尚拿出功德簿让游客签名。并慷慨许诺:凡签上名字的,住持大师亲自念经,为您祈福消灾。结果签上名之后,沙弥才说:“名字不是白签的,要捐功德钱,多少随意,三、六、九都行。”你一细问才知道,所谓三、六、九,就是300元、600元、900元,3000元、6000元、9000元,随你挑选。正所谓:“旧社会,有钱能使鬼推磨;新社会,有钱方得佛保佑!”

 

如今寺庙里,不仅香火旺盛,甚至和尚都超越了公务员,成了最赚钱和最受尊敬的职业。当和尚如此赚钱,这样就有了不少假和尚。比如,为赚游客的解签钱,有些寺庙还不惜请了几位假大师。这些“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

 

寺庙的收入“全靠这些‘大师’忽悠”,成为其“掘金“的主力。那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跨入这些寺院的门槛的瞬间,就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多则几万。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寺庙的口袋。这项“生意”的利润如此巨大,以至于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高过白领。这些“大师”多已有结婚生子,并在市内购置了房产,开着价值价值不菲的轿车。

 

至于方丈,作为和尚们的领导,自然收入更为丰厚。早前就有媒体报道:云南玉溪市灵照寺方丈遇害后留有400多万个人存款吗,甚至为了存款其女儿和寺院就遗产归属还打起了官司。不要感到意外,如果和尚是个挣钱的职业,方丈为什么不能是百万富翁呢?微博上就有人报料:一个清洁工,已婚,6年前嫌工作累,辞了,剃度出家,当了假和尚,收入翻番;不久后换了个庙,混上了执事,收入翻番;过了两年,原主持退休,他接任,月入过万;去年,承包了一个新庙,雇了一个主持和方丈,自己还俗,买车买房,年入百万;如今,正在考虑寺庙连锁事宜。

  

这些例子告诉世人,当宗教被人为剥离了神圣性,而被作为了一种世俗性的资源去垄断的时候,对宗教自身的声誉而言是非常打击的,同时,这里面就会产生太大的寻租空间。中国佛教图书文物馆馆长圆持法师曾经指出,“佛教界失掉了对寺院的话语权,支配权更无从谈起”这是寺庙被承包乱象的一大主要原因。如果信仰被当作了一种垄断性的世俗资源,那么寻租空间实在太大,也太容易造成乱象。“假和尚”正是这众多乱象之一。

 

与中国的寺庙相反,外国的教堂没有门票。如果去教堂做礼拜,是否像寺庙那样给一点香火钱?做礼拜是不需要钱的,教堂里肃静庄严,是人们向上帝赎罪和感恩的地方,像是纯洁心灵的圣殿。西方的教堂,即使是有游客的教堂,里边也是庄重肃静,导游轻声讲解,人们默默参观,绝无大声喧哗者。我们有名的寺庙,导游领着一拨又一拨的游客,用喇叭大声讲解,通常是知识性的内容少,而无聊和迷信性的内容多。

 

同样是寺庙,在台湾佛教徒可以进入任何一座佛寺,不但没有门票,而且还会受到礼遇,介绍佛教,回答问题,赠送佛教书籍经典和光碟,唯恐你不接受。寺院唯一的经济来源是来自佛教徒的供养。由此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这样的基础使得台湾佛教人才济济,高僧辈出。

 

同样是信仰,都是精神寄托。国外有教堂,中国有寺庙。但是进教堂和进寺庙的目的却大不相同。西方人进教堂是为了忏悔,中国人进庙是为了贿赂。进教堂的是免费听布道,忏悔自己的灵魂,听劝导与教诲;而进寺庙的则是花钱烧香求佛、求签,寻求保佑,乞求平安、发财、升官、交好运。前者是灵魂的沟通与升华,净化心灵;后者则用金钱图谋更多的好处与利益。

 


风青杨:官员自杀近期为何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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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自杀近期为何频发?

风青杨  文  

 

据@宜兴发布 :3月31日12点24分,江苏宜兴市公安局110接到群众报警,称有一名男子在龙背山森林公园文峰塔坠落。至13点50分,伤者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调查,死者蒋洪亮,男,系无锡市委副书记,患有抑郁症,跳塔自杀。详细情况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近几年来内地官员自杀身亡事件是频频见诸报端。自杀手段不一而足,跳楼、割腕、上吊都有,自杀官员级别从省部级、厅局级、县处级、科级,每个层级都有。自杀的省部级高官有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山西省常委兼组织部长王通智,王通智也是在北京出差期间自杀的,是从京西宾馆跳楼身亡,而宋平顺则成为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自杀身亡的省级政协主席。其实好像还不是第一位,北京市的副市长王宝山当时也是自杀身亡的。

 

《金融时报》2015年2月曾有统计称“2012年自杀官员12人,其中4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3年自杀官员7人,其中2人贪腐或涉嫌贪腐;2014年自杀官员陡然增加到39人,其中10人贪腐或涉嫌贪腐”。贪腐自杀成年年累高之势,所涉弊病也日趋明显。 

 

大多数官员自杀,根本问题在于腐败问题已经昭然若揭。如媒体报道,中铁总裁抑郁自杀或与铁路第二波反腐有关;江苏南通房产局原局长自杀之前涉嫌违纪被通报;陕西汉中卫生局官员自杀前曾涉嫌挪用红会1000万元公款。综合来看,不论官方结论是否称之为“抑郁”,他们却都无一不是腐败问题即将揭露或者已经揭露。对此评论认为,官员自杀不过是不愿意面对审判,或者是丢卒保帅,要不就是自杀后让调查停止保住赃款,“牺牲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那些选择畏罪自杀的贪官,大多因为贪得太多心理压力大,对被抓心理没有预期,不想坐牢,各种自杀以此保护自己贪来的钱财继续给家人挥霍,同时也能保护更高层的贪官。因为一旦贪官自杀了,似乎一切都一了百了,财产不清查了,犯下的罪过不追究了,“人死账清”。

 

因为现行法律规定,涉案官员是否犯罪、其钱财是否属于赃款,只有法院才能判决,纪检部门或者检察机关的认定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于是贪官只要在法院宣判前成功自杀,案件就无法进入法律程序,诉讼就要终止。这也正是贪官频频自杀的背后原因所在——中断查案线索,从而保护家人和其他既得利益者。由于死无对证,让有牵连的贪官逍遥法外逃脱制裁。

 

现在有些地方官员相互之间早已形成了一个个牢固的利益联盟,大官保小官,小官保老板,盘根错节。当某位官员出问题,可能波及整个利益链条时,眼看即将“全军覆没”,有人就会牺牲“小我”,丢卒保车。09年11月,原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厅级委员乌小青在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用棉毛裤裤腰绳成功上吊自杀”,就给社会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人说“好亡不如赖活”,贪官之所以最终要选择自杀身亡,那也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在成本与收益权衡之下作出的无奈选择。如果不自杀,案件就可能一直深挖下去,到时不仅身陷牢狱,还得身败名裂,所得赃款悉数被追缴。在案件还没有完全暴露出来时自杀,不仅能保住名誉,身后哀荣备至,更重要的能为家属保住那一份极重的赃产。

 

因此,对于这种越来越多的非正常死亡,法律当有所应对,而不应再死守“人自杀了就不再追查”的旧规。贪官就是自杀了,也要一查到底,没收赃款,而不能让其家人或其他既得利益者钻法律的空子。

 

另外,我们还应该思考一下,假如监督机制健全,确保没有贪腐的机会,他们的身心应该会更健康吧?正如安徽原副省长倪发科在接受组织调查时,曾经抱怨所说:“如果组织上早提醒或早处理我两年,自己犯的错误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如果官员的权力能得到有效监督,政绩考核和选举机制都公开透明,就不会有那么多的贪污机会,也不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试想如果一位美国市长每几年由市民公开投票所选,他在选举的过程中就早已经被揭的体无完肤了,一旦上任更是战战兢兢,没有贪污的机会?哪会有畏罪自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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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90后农村青年为什么离婚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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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风青杨

 

据澎湃新闻报道,河南宁陵县法院王院长统计,在当地80后、90后县乡青年成为离婚高危人群,占全部离婚案件的85%左右。据统计分析,这些青年的离婚呈四化特点:一是离婚主体女性化。起诉离婚的大多是女性。二是离婚事由多样化。子女老人、生活习惯等都能成为离婚理由。三是婚姻时间短暂化。四是婚姻价值偏激化。二婚、三婚者仍要求离婚的不乏其例。

 

80后、90后农村青年离婚率为何越来越高?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一、人口比例失调,农村适龄男性比女性多得多。

 

有人就说,农村女孩子之抢手,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一个表征是媒婆的兴起。现在农村的媒婆已茁然成长为一个标准化职业。甚至有的媒体红到未曾开口就要交见面礼,电话卡里先充一两百块话费再说。

 

另一个表证是近两年的农村离婚案中,来办理离婚的女方越来越强势了,在有些县,二婚、三婚女人都不愁嫁。这些花大价钱娶回的儿媳妇,婆家一般都高高供着,这也造成个别女方生活稍不如意,就放弃现有婚姻另寻婚配。

 

 据媒体报道,在许多离婚案件中,女方起诉所占比例很高,高达七成以上,大部分是外出打工后提出离婚的。大量女性从贫困地区迁移到富裕地区,在此过程中经历离婚,衍生大量被甩掉的农村剩男。

 

他们的婚姻过程可能大部分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少男少女或在农村相恋成家,或在异地打工相识成婚,结婚后继续一起在外打拼。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没有技术的大龄男青年工作越不好找,工资也低,不得不在家务农或就近找份工作留守照顾老人和孩子。

 

相反,部分大龄女青年则通过工资相对高的保姆等工作继续留在大城市,长时间的城市生活让部分女青年对没有能力的农村伴侣逐渐心生厌倦,并与依然在城市打拼的有为农村男或城市男结合成婚。

 

因为女孩少男孩多,所以女孩子在选对象时最看重的就是对方条件如何。比如5名男青年都与一名女青年相亲,那么家庭条件好的男孩胜出的几率就大。也因为如此,一些家境不好的男青年婚姻大事只能一拖再拖。

 

二、外出务工让农村青年婚恋短暂仓促,缺乏必要的感情基础。

 

农村青年由于没有学历、资金、技术优势,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整天为了生计打拼,没有精力考虑感情问题。到结婚年龄,感情方面还是一片空白。父母着急抱孙子,匆忙拉郎配,包办一个,作为子女也只好将就结婚了事。

 

而相亲时间,绝大部分农村男女未婚青年到外地打工,一般情况下只有在每年春节回家一次有机会。短短的假期也是他们“恋爱”的黄金时期。

 

 每到这时,一些热心的红娘便忙着给未婚打工青年介绍对象,有时一个未婚青年一天要相几次亲。看“顺眼”的便很快确定下来恋爱关系。双方见面没两次,就要再次踏上外出务工之路,要么是一起外出务工,要么是其中一人留守家乡务农,只能通过电话联系培养感情。

 

而且在父母的安排下,送彩礼、登记、办酒席、结婚一步紧跟一步。由于两人感情基础弱,不能真正意义上相互了解和认识,加上距离的隔阂导致感情无法得到好的沟通,时间久了就会产生一些分歧,最后导致两人分开。

 

三、天价彩礼,让农村青年的婚礼成为全家人的负担,也成了离婚的导火索。

 

近些年来彩礼逐年攀升。结婚。原本是好事,可彩礼成了不能承受之重。在河北,一些地区流行“新三金”——三斤百元人民币,约14万元;在河南项城,除了9万9礼金外,还有“离娘费”,男方还得凑一堆吃的用的: 6只鸡、6条鱼、6条烟、6箱酒……硬件不达标,取消婚事也不少见。在甘肃平凉,彩礼一路飙升到十七八万,而农民人均年收入还不到一万元。

 

借着结婚向男方索要钱物的花样可谓不断翻新:彩礼“万紫千红一点绿”——“万紫是一万张5元的,千红是一千张100元的,一点 绿不是翡翠就是玉”;“一动不动”——“动的是小汽车,不动的是二层楼”;“万里挑一”——“订婚时男方就要给女方一万一”……

 

 有的男孩为了娶上媳妇,还要在城里买房,甚至还要买车。而男孩相亲却不容挑挑拣拣,本来春节时间就紧,如果不快点“下手”,男孩要想相到合适的对象,有可能就要再等到下一年春节回老家时。

 

有人说,中国的城市像欧洲,农村像非洲。巨大的落差在婚姻市场上也形成剪刀差: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30岁以上的人群中,农村男性未婚率始终高于城市;而45岁到49岁“铁杆剩男”年龄段的比例,城市是1.97%,农村是4.29%,高出1倍多。

 

另外,长期的两地分居是农村人离婚的一个主要因素。为什么要分居?除了就业因素外,更重要的是留守孩子教育问题。长期以来,户口政策以及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一直把农村孩子挡在城外,很多在城里务工的农村青年不得不继续让孩子在农村就读,已婚男女一般会“牺牲”一方留在家里照顾小孩,造成了长期两地分居甚至分离。

 

真正的城镇化不仅是农民“获得城市户籍”,更应该是农民的真正“市民化”,让进城的农民享受到同等的待遇,让不离乡在农村创业的村民获得市民一样的生活品质和城市保障。

 

作者:风青杨 :知名评论人。一个有趣的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微信公众号:风青杨  作者微博@风青杨V  (本文为原创首发,转载请勿必注明出处并附此简介,违者必究!)

 

  

中国式酒桌潜规则该如何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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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风青杨 

 

日前,海南文昌4段短视频热传,在婚礼酒席上,一黑色套裙年轻女子举着盛有白酒的酒杯,与身旁男子对饮,旁边赴宴者不断大声“叫好”。伴娘醉酒后不省人事,最终抢救无效身亡。律师表示,婚宴召集者即新郎新娘以及同桌劝酒者均要承担相应责任。

 

劝酒致人身亡因而担责的案例,已发生过不止一起,劝酒之风却难以刹住,正在于酒桌文化深嵌于社会的权力结构之中。这才是陋习的生存土壤。中国男性尤其喜欢“劝”女性喝酒,如果女性表现出“配合”的意思,粉腮酡红,不胜酒力,娇喘微微,气氛就会瞬间浓烈起来。如果女性不配合,或者表现出不乐意,少不得一把大手捏过去……众人不会责怪劝酒者,而只会责怪女性“不会来事”。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隐含着“征服”游戏的性暧昧。

 

大量饮酒一旦超过身体极限,就等同于“拼命”,耍酷就不珍惜生命了吗?在一些数据统计中,喝酒致死的人数是个触目惊心的数字,英国喝酒致死的人数是每年约13000人,俄罗斯喝酒致死的人数是每年42000人,我国每年酒精中毒死亡的人数是超过114000人,这其中还不包括酒后驾车导致的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以及为此牵涉的其他无辜生命死亡的人数。

 

大量饮酒对身体的伤害,作为成年人基本上尽人皆知。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还要酗酒并不惜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的确,中国独特的酒文化让很多人深受其害,却无可奈何。如今的商业活动、官场交际等,都少不了酒这个主角。不少人对于喝酒的态度很矛盾——喝酒应酬伤身又伤神,自己不愿意参加酒局;但是如果朋友摆酒不请自己,又感觉不被重视;自己不敬别人酒,担心显得不尊重别人;不接受别人敬酒,害怕驳了对方面子。

 

本来中国人饮宴,作为主方,希望劝人多饮,以尽到了地主之谊,唯恐受享者没有吃饱,一方面表达了主人的真诚,希望对方喝好喝够,同时也可以活跃酒宴的气氛,为饮酒者助兴,由此酒席上许多趣话便诞生了,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感情浅、舔一舔”。在最开始,这些表现都是善意的。适度地劝酒是礼仪,但不惜彼此伤害身体的强行劝酒,是一种陋习。

 

为了使对方多饮酒,敬酒者会找出种种必须喝酒理由,甚至到了强迫的程度。到后来竟然演变成了通过虐待别人,获得成就感和主动感,通过自我虐待以示臣服,通过酒桌审视别人,把喝酒不豪爽与办事、交朋友不实在划等号,借此强行劝酒;酒桌上,把情面、私交与公事混在一起,借敬酒增加他人心理负担。至此,劝酒文化就彻底变成了虐待和自虐的文化。

 

这种文化一旦到了生意场上,出于利益考虑,尤其是当一方有求于另一方的时候,劝酒这种“自证清白”和“主动低头”的方式成为社交场上的有效利器,为自己赢得对方的好感,获得生意上的利益。

 

酒成了社会关系的润滑剂,却也成为社会腐败的催化剂。它被赋予了太多社会意义,被很多人当成了感情深浅度等的“试金石”,也因此成了“不得不喝”的东西。

 

或许正是因为中国文化中横亘于人际关系的种种戒备太多太深,才特别需要通过酒精来解除它;劝酒者在敬酒时,或许是在告诉对方,我同意解除戒备,请你也这样,这类似于握手礼的起源,告诉对方:瞧,我手里没有武器,让我知道你也没有,甚至我们可以想象,劝酒习俗在古代或许真的发挥过确保聚宴各方同时丧失战斗力的作用,因为喝醉酒的人是很难保持格斗能力的。

 

近些年来,“拼酒式社交”在国内可谓风生水起,在饭局上,有酒无饭,可以,但有饭无酒,绝对不行!席间人们频频举杯,看似酒酣耳热、情真意切,然而席宴散去,只剩下一群各自肝痛胃痛的人们,他们一面忍受着身体不适,还要强撑着应付下一场的应酬既然大家都明白喝酒伤身,也并非真想喝,为什么还会陷入劝酒、敬酒这个死循环?

 

 

作者:风青杨 :知名评论人。一个有趣的人,分享一些有趣的事。嫉恶如仇,从善如流! 微信公众号:风青杨  作者微博@风青杨V  (本文为原创首发,转载请勿必注明出处并附此简介,违者必究!)

风青杨:267本“假”存折如何骗取50万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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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到底是哪些人在拿低保?

风青杨  文  

 

河南洛阳市新安县人民检察院反渎人员在搜查该县五头镇时任民政所所长张景华家时,竟然发现267本存折。这些存折没有一本是张景华自己的,都是其利用职务之便,从“低保户”“五保户”群众那里收集而来。利用这些存折,他先后冒领侵占50余万元低保户的“养命钱”。(11月15日新华网)

 

低保是救命钱,可一定程度上又成了“唐僧肉”。按理说申请低保要经过层层审核,不符合条件者不容易混进来。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人通过换名改姓、虚报隐报,甚至采用对上对下两份不同名单的方式来应对检查。再加上有的骗保者本身就是官员或官员亲属,把关自然形同虚设。

 

低保难进穷人家,而相对主管这项工作的、生活富裕的、以及他们的关系户却近水楼台先得月。2013年中国社科院发布社会保障绿皮书。在安徽、福建等5省市调查显示,受调查的低保家庭中,6成不是贫困家庭,有近8成的贫困户没有享受低保救助。漏保率和错保率如此之高,让人瞠目。为什么不该享受低保资格的吃着低保,而该享受低保资格的却迟迟不到位?中国到底哪些人在拿低保?

 

2010年,有网友在网上反映,有网友反映,惠来县东陇镇苗海管区苗海村村干部沈成林在任职期间,把亲戚全弄成了低保户。在贴吧里还出现,榆社北磊村书记亲戚三岁就能吃到低保。这是有些荒唐了。比这更荒唐的是“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潜山县塔畈乡杏花村,五保老人李秀枝已去世整整14年,但在县、乡财政部门的账户上她还“活着”,每年都要定期给她发放困难补助和粮食补贴,而领走的是村干部。这是《安徽商报》当年报道出来的“活死人”新闻。

 

如今,靠关系吃低保仿佛成了“潜规则”。曾经,有开着豪华车去领低保,这是标准的富人吃穷人饭的表现;有些地方竟然有人一手拿低保,一边去炒股,去赌博,养宠物,高消费等等,不能不说是一个让人感到奇怪的社会现象。当然,也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挤住在破烂的房子里,为生计而发愁,一张张写了满沧桑的脸上如今更是布满了无奈,他们怎么也想不通,本该发给自己的低保金怎么就变成了另一群人手中的零用钱。

 

几百无元的低保金,对某些有钱人来说,也许只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没有经济来源处在饥饿线上的人来来说,无疑是一颗救命的稻草。众所周知,在政府现有的财力水平下,低保不是一项普遍的政策待遇,而是社会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其意义在于保障困难群众吃饱、穿暖的基本生活权利。据《侨报》前年报道,北京一位千万富豪领低保,长达8年,领取数额高达10万元人民币,竟无人知晓,直到被他同母异父的弟弟举报才“东窗事发”。有关机构解释说,当初申请材料“都合格”。这也就是说,真正贫穷的人没有得到低保,而一些人开着车住着别墅却得到了。

 

美国总统罗斯福曾说过:“国家的义务之一就是要照顾那些在逆境下如无别人帮助即难以为生的公民———政府必须给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作为一种慈善事业,而是作为一种社会义务。”这也正如上海社科院专家卢汉龙所言,福利分配不是政府对公众的恩赐,而是一种公共职责的承担。政府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一部分人通过弄虚作假占有公共资源,就是对真正有需要的人的一种剥夺。减少公共资源不该有的流失、保证其分配的公平公正,把有限的低保资金分配给真正需要的人,这是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关系保、人情保,甚至还有民政官员靠吃“死人保”发财……由此可见,低保乱象的成因,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便是权力触手太长,低保审核、发放程序不严谨,监管不透明。当低保成为任意支配的资源和福利,在权力尚未受到足够约束之前,恐怕难以遏制自肥的冲动。因此对这些人应加重处罚,对给其“开绿灯”的人更不能轻易放过,发现一起就应查处一起,深查细究,让骗取低保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应有的法律代价,彻底斩断这些黑手。

“裤裆藏雷”,抗日神剧为何越来越“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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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裆藏雷”,抗日神剧为何越来越“雷”人?

风青杨  文

 

手撕鬼子、时空穿越、石头砸飞机……抗日神剧的奇葩桥段已经让我们见怪不怪了。近日,又一抗日神剧经典情节问世了:“裤裆藏雷”。它出自抗日剧《一起打鬼子》,剧中主角“银妹”去看望被皇军关押折磨的爱人“大棒”,一阵缠绵过后,“大棒”从前者私处掏出一枚手榴弹,二人高唱“再爽一次”的自由赞歌,随后牺牲。这着实令观众“大开眼界”。

 

如今抗日剧越拍越离谱:从“手撕鬼子”,到“被奸女兵起身杀敌数人”,再到“美女裸体与八路军战士相互敬礼”的低俗画面,国产抗战剧的娱乐化一再成为人们诟病的焦点。不少抗战剧的剧情之稀奇古怪已经让观众们感到忍无可忍。抗日剧《箭在弦上》的某一集中,某位抗日女侠在被鬼子强奸后突然爆发,原地窜到半空,裤子自动穿好,几十秒间竟然把二三十个日伪军全部射死。网以们无法体会到导演想表达的那种愤慨和威武,反而百般无奈的对着屏幕提出疑问“大姐,你早干嘛了?”这样的剧情别说日本演员不信,就连国人也存疑,才是真问题之所在。

 

粗制滥造,颠覆历史,科幻、武侠、悬疑、时尚、性感……一切能够博人眼球的手段都尽显于原本应当严肃庄重的抗战剧中。然而,就是如此雷人的荒诞剧情,抗日剧却正“统治”着中国观众的荧屏。造成抗战电视剧如此泛滥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在电视剧市场清规戒律比较多,这不能拍,那不能拍,唯独抗日题材电视剧门槛最低,且最容易通过审查,让那些拍武侠、搞玄幻的导演们不得不转行去拍抗日剧;二是创作成本较低,不需要创作与众不同的剧本,也不需要多么细致的取景考量,出场人物多以群众演员为主,剧本情节简单,只要拼命雷人即可,况且播出以后收益见效最快;三是如今影视制作的门槛过低,影视公司良莠不齐,影视市场秩序浮躁,使得一些低俗剧作和节目有漏洞可钻。

 

在如此背景下,日本军人想不猥琐都难,所以我们不难看到,抗战剧中的日本兵常常衣冠不整,留着小胡子,一脸邪恶,见到女人就流口水喊着“花姑娘”,见到好人就喊“八格牙路”。而在英雄们面前,他们不到5秒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但是过去的六七十年前,大半个中国都沦陷,数千万军民伤亡,我们付出10:1的伤亡比例,才赢得最终的胜利。这些到了我们“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导演手里,鬼子军官成了智商80之内的蠢货,鬼子兵成了杀了一丛又一丛的僵尸,抗日军民成了不受重力约束、不怕武器落后的逆天英雄,这样改写历史如何向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几千万中国人交待? 

 

对此,台湾媒体就刊登文章严肃指出:娱乐化抗战剧是对历史的不尊重,更是对先烈们的不敬。如果日本兵是纸糊的,武侠能比子弹跑的还快,那我们还需要如此长时间的抗战吗?把历史剧当武侠剧,把耻辱当成娱乐,就是对历史磨难的背叛。

 

其实“雷”已经不是目前国产影视剧尤其是抗日剧急需解决的问题了,态度和认识才是最应该解决的。抗战剧首先是历史剧。尽管文艺创作允许作者或编导有想象和虚构的成分,但这种虚构必须合情合理,经得起历史的拷问。从神话自己人到丑化敌人,除了聊以自慰以外。可以理解这些身负大任的导演们,扮演着凝聚民族团结,鼓吹抗击侵略者光辉角色,但这绝非爱国主义,而是愚民主义。因为它既不尊重历史,也不正视现实。既不尊重先烈,也不看清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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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青杨:“凤凰男”为何如此遭人痛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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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男”为何如此遭人痛恨?

风青杨  文  

 

近日,一则名为《我就是凤凰男,我不完美,但我立志创造完美,这样的我,你敢不敢要》的帖子火遍网络。该男30岁,农村出身,硕士学历,国企员工,月入八千,要求女方:孝顺听话、月入相当、教育良好、温柔娴淑。夫妻合买的房子将写在自己父母名下,假如女方提供房子,必须加他父母名字。婚后与公婆同住,大姐会长住。女方的父母经济条件要好,有独立住房和养老保障,她不能有哥哥弟弟,婚后不论几个孩子都从父姓,他的收入用于自己父母和姐姐们的家庭开销。

 

看看网上一边倒的评论:“月薪八千就NB成这样了?月薪八万还不得成仙了。有学历没人品,高智商0情商。”、“这哥们要求的条件,看来一辈子难找到老婆。” ……如果帖子反应的内容是真实的,我真为这位自信的“凤凰男”的婚恋条件捏把汗,也更为其未来妻子的处境所担忧,不知他是否了解城里的“孔雀女”和丈母娘对“凤凰男”的看法,也不知道他在看完网友对其一边倒的批评和嘲笑声有何感想。 

 

“凤凰男”一词源于一句俚语:“山沟里飞出个金凤凰”。从《双面胶》,到《新结婚时代》,几乎所有的“凤凰男”在电视剧里、在小说里、形象都大同小异:愚孝,有点本事,但本事不够大,只能折腾城市媳妇为自己家做贡献。在一些人的眼里,“凤凰男”就是一个夹心层,处境比“屌丝男”好点,档次离“高富帅”还差了好几截。被划入这个队伍的男性,同时也被贴上了小农意识,大男子主义,自卑自傲,抠门小气等标签。除了这些既有的标签,该“凤凰男”最让人痛恨的莫过于:对自己,是什么便宜都要占;对别人,则要求什么亏都要吃。

 

但如果把该“凤凰男”换一个主角,如果“凤凰男”月薪几十万,或是亿万富豪,估计网上这样一边倒的骂声或许就都没有了。换句话说,如果他不是被贴上了“凤凰男”的标签,或者说他是个真正的土豪,就不会成为新闻的焦点,也不会有如此多的人围观吐槽。就算他有些自私,但不一定要贴上“凤凰男”的标签,让“凤凰男”成了彻头彻尾的贬义词。

 

也许“美国梦”代表的就是时下最流行的“凤凰男”。当你翻开纽约时报,它依然还在讲述这样的美国梦。它不断的激励美国人,只要你足够努力,你就能得到任何你想要的。美国的《经济学原理》课本上写着“富不过三代”。你可以查查最近100年的美国的法律变迁。它不仅废止了大部分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法案,而且它一直在致力于让所有人都能受到几乎平等的义务教育。所以大萧条过后,美国梦并没有灭。

 

但在当下中国,“凤凰男”不仅没有被视为靠自己改变命运的英雄,反而在中国的婚姻市场上一直不受欢迎,尤其是对那些出身城市富裕家庭的“孔雀女”来说。在现实生活的苦逼之下,来自农村的男大学生不得不与城市里的“孔雀女”结婚,扎根城市,跳出农门。但是,在家庭地位中,“凤凰男”普遍低于“孔雀女”,特别是在岳父、岳母眼中,很多“凤凰男”等同于上门女婿,被认为是借助自己的力量才有了城市的生活,使得“凤凰男”在城市里夹着尾巴过日子。“凤凰男”们的噩梦在于,他们笃信的创造改变命运,奋斗就有结果的时代,仅仅属于土豪岳母。

 

请不要再戴着有色眼镜去看所谓的“凤凰男”,不要轻易将一个个上进的年轻人贴上另类的标签。不要忘了,很多当年的“凤凰男”如今可都是商界政界精英,成为让男人女人都艳羡的“钻石男”,这又作何解释?而且,请记住,你们的爸爸或爷爷或许也是来自农村的。不要对农村有偏见,不要对出身贫寒的人有偏见甚至痛恨。人应该都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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